就改进现实中不平等状况的义务而言，立法者已经制定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以促进男女平等、就业等领域的平等。
近几年来，我国每年平均有600多万起纠纷是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的，司法机关为及时消除矛盾、稳定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这些机构都不是专门的反腐败组织，而是有某种综合职能的组织，加上它们的权威性、相对独立性有一定的局限，所以不能适应经常性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需要，特别是在重大案件面前常常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是无能为力。
一部分人处于相对贫困状态，他们的温饱基本解决，但低于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平。为此，必须建立激发活力和创造的法律机制。商鞅还举例深刻地论述了明示权利义务以治国安邦的重要性。（3）认真听取社会各方面、各利益集团的意见和诉求，当某一利益群体没有代言人的时候为其指定代言人。表现为利用人事权、司法权、审批权、行政执法权等谋取非法利益。
在某种意义上，政治是不同的政治主体为实现一定的利益而影响、控制或行使国家权力的活动。这正是民主的程序价值所在。第三，对现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清理、修订、整合，并增强其现实操作性。
但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原有单行法的内容和规制都在不同程度上落后于客观形势的需求，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大量人口流动的事实，农民工群体迁徙自由权缺失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等现象，足以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深思—立法保护的客观时机是否已经成熟？这个问题不是法学界能够独立证明和回答的，若想获得解答，则至少需要行政管理学的协助和论证—行政管理是否能够以及如何应对法律变迁给社会秩序带来的可能性冲击？如何做好准备性工作？在法律变迁的同时，如何转变行政管理及社会服务的思路和模式？法学界与行政管理学界的交叉融合，在理论层面及实践领域是同时存在、真实而密切的，在立法时机是否成熟的论证上就可见一斑。以宪法为依据颁行的保护弱势群体及其权益的单行法，是我国法制建设成果的重要构成内容，关于特殊主体的特别立法，如《残疾人保障法》、《失业保障法》、《未成年人保障法》等带有立法倾斜性的单行法律和法规，是矫正性公平立法的重要表现形式。这种视角和观点虽有其独到之处，但同时存在着值得商榷的疑问：首先，宪法中关于权利保护的规定大都是原则性的，仅仅依靠宪法规则，不就特定历史时期的弱势群体和具体的基本权利保护制定单行法，是否可行？尤其在我国宪法审查、宪法诉讼尚待完善的情况下，这些宪法权利如何保障？其次，诚然不能得到遵守的法律文件形同一张废纸，但如果已有具体法律规范保护的权利尚且不能实现，如何期待没有具体法律保护的权利可以被人们拥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当把立法的问题交给立法者，把执法和司法领域的问题交给执法者和司法者，各司其职、各担其责，在此基础上加强立法、执法与司法领域的互动与协调，使法律的效果最优化。我国要融入国际社会，回应少数国家对我国人权状况的恶意攻击，就需要健全包括迁徙自由在内的人权保障体系。
再次，保护农民工群体的迁徙自由权有利于我国更好地履行国际义务，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时机太晚，又会滞后权利正义的实现。
虽然宪法可以确认对弱势群体进行特殊保护、对迁徙自由权予以重点保护的原则，但不可能对该项权利的具体内容、保护途径和程序等做出细致规定，这就需要单行法律、法规来具体完善。第二，在宪法指引下，进行立法试点。人口的自由流动是合理配置人力资源的必要条件，限制农民工群体的迁徙自由则妨碍了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导致身份特权的产生，不利于形成平等的市场主体，阻碍着平等、自由、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正如马克思所说：法律只是在自由的无意识的自然规则变成有意识的国家法律时，才成为真正的法律。
{5}权利的保障来源于法律的规定，只有法律上对权利加以确认，才能使权利的实现有可靠依据。宪法以及法律的自由保障价值和社会秩序维护价值是一对最根本的价值冲突，从本质上来说两者是统一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冲突。而要完善农民工群体迁徙自由权的立法保护，首先应当树立科学的立法原则。迁徙自由是农民工群体为了生存、追求幸福生活而选择生存和发展环境的权利，按照天赋人权的自然法观点，此项权利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自由权之一，除受个人能力的限制外，不应再有其他更多的限制。
一些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的清理、废止也不可避免，例如在改事前迁移为事后迁移。崇尚人权法治，把握时代脉搏，使保护农民工群体迁徙自由权的立法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谐社会建设相适应，让更多的公民自由和权利伴随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发展而得以逐步解放和实现，这是法律理论界、实务界的共同事业和光荣使命。
{6}让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入宪，让保护迁徙自由权入宪，能更好地借助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和最高法律权威，同时也为单行立法和其他相关立法提供指导和依据。由权益的保护当是重中之重，因为它的缺失将导致一系列问题的产生。
当前，社会弱势群体保护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保护农民工群体的权利，而农民工群体的迁徙自由权又关系着他们能否获得在城市中平等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提升保护农民工群体及其迁徙自由权的法律效力等级，探索出台单行法，并不是要完全否定已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作用，而是要将法律效力等级的提升与法律的规范化、系统化相结合，确保法律间的统一性和体系性，充分发挥其整体效能和实效作用。比如要坚持基本人权重点保护和弱势群体权益特殊保护的原则。其次，保护农民工群体的迁徙自由权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小结 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会无秩序而有自由{11}，这充分表明了秩序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价值，是个人自由不受侵犯的前提和保障。其二是防止法律法规缺乏程序性保障，这不仅会导致权利保护的法律规定成为写在纸上的空洞承诺，同时对于法律和公权力的威信也会带来负面影响。
它是人类为了实现某种善所需要的工具，并赋予了人类以一种支配自己命运的新的力量观或权力观。另一方面，立法过程中还要考虑客观的社会环境，处理好理想与现实、自由与秩序之间的价值冲突。
时机太早，则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从理论方面来看，其重要意义在于：第一，是实现人权、基本权利重点保护和弱势群体权利特殊保护的需要，体现着法律的终极价值。
因而，农民工群体的迁徙自由权保障，是弱势群体权益特殊保护和基本公民权利重点保护的统一。完善农民工群体迁徙自由权的保护立法应当是多层级、多角度的，在具体立法实践中需考虑下列三个方面： 第一，通过宪法确认和完善，使宪法保护成为农民工群体迁徙自由权保护的核心准则。
基本人权保护的意义不必多言，特殊保护原则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中就被突出地提出来，西方学者罗尔斯提出的两个正义原则更是反映了对弱势群体的特别关注。尽管不同的研究界定存在着差异，但总体上应当认同农民工的三点基本属性：一是从职业来看，农民工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亦有学者认为，只要贯彻落实好宪法及现有相关的具体法律，农民工群体及其迁徙自由权完全可以得到很好地保障。三、完善农民工群体迁徙自由权立法保护的构想 强者与弱者的对抗是贯穿整个生存竞争的永恒主题，而对弱者的关怀与保护是人类独有的道德法则，人类总是通过制度的设计来实现超越自然、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目标。
立法保护 农民工群体的权益保护涉及很多方面，例如农民工的就业权、健康权、社会保障权、子女受教育权、知情权、平等权、选举权等，其中的迁徙自。立法被人们操纵成一种威力巨大的工具。
从内涵上看，迁徙自由权是指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可自由离开原居住地到外地（国内和国外）旅行、定居、工作、生活或从事其他合法活动，而不受非法侵害和干预的基本权利。[2]例如《世界人权宣言》第13条、《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等文件中皆有论述。
事实上，法的价值就在于最大限度地防止价值冲突中的价值丧失和损耗。具体法律和法规的立法规定不能过于原则，缺少可操作性。
法律并不仅仅为了确立和保护对财产的占有，也是人们对于自身未来不确定状态的一种预设，通过法律的稳定状态将强者和弱者放在同一条水平线上，使两者力量不至于过分悬殊而失去平衡。制定新的单行法，只会带来大量交叉、重复的法律规范，并不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从这个角度讲，法律的主要任务和价值体现之一就是实现对弱者的保护，作为制衡器的法律，理当为农民工群体的基本权益提供特殊保护和适当补偿。宪法规范的特点在于高度的纲领性和概括J性，代表的是民主政治的趋势。
一个真正优良的社会应当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保护，同时因为弱势群体数量的庞大和种类的繁多，这种特殊保护也就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正义，而对农民工群体迁徙自由权的保护无疑体现了理性的社会正义观。为更好地适应社会现状和未来发展，通过法律途径保护农民工群体的迁徙自由权已经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而当前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就是立法缺失。
平等原则是民主宪政和现代文明的标志，是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迁徙自由权本质上是一项自由权、平等权，为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提供了保障。为这项权利提供保障，为公民提供追求幸福的最大可能，而非滥加限制，是现代民主法治政府普遍追求的目标{3}。
例如，单行法律和法规需要明确规定：迁徙自由权的内容不仅包括人身及行动自由支配的权利，同时还包括享有与迁入地居民同等身份和待遇、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同时，借鉴国外宪法及相关国际公约，宪法中关于弱势群体保护及其范围、迁徙自由权保护的规定宜分别单列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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